老陈被隔离的第七天，我终于忍不住跟社区工作人员说了这句话：“很担心他在里面憋出事。”
这话说出口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。老陈是谁？是我爸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退休前在厂里当了大半辈子钳工，脾气硬得像他手里那把锉刀。他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“憋着”——年轻时在车间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，回家还要憋着听我妈唠叨，退休后又憋着不让我知道他身体不好。这样的人，似乎天生就懂得跟“憋”这件事和平共处。
可这次不一样。
上海这波疫情来得突然，老陈所在的老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，整栋楼都要封控。我接到通知的时候，电话那头的老陈声音平静得反常：“没事，你忙你的，家里米面都有。”我妈在旁边抢过电话，声音却带着哭腔：“你爸他……他一天要往阳台跑十几趟，就盯着楼下看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老陈是个闲不住的人。退休后他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：早上六点去公园打太极，回来路上顺带买好一天的菜；下午跟老伙计们在室下象棋，输了就吹胡子瞪眼，赢了就得意洋洋地哼小曲儿；晚上还要去广场上跟人一起跳交谊舞，我妈嫌他跳得难看，他就偏要拉她一起跳。他的生活像一张紧密的网，每一根线都连着外面的世界。
而现在，这张网被一把扯断了。
隔离第三天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接得很慢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没什么事，就是胸口有点闷，可能是没活动开。”我让他跟着手机视频做做操，他嗯了一声，挂了。我妈后来偷偷跟我说，他根本没做，就坐在沙发上发呆，电视开着，眼睛却望着窗外。
第五天，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从客厅走到卧室，再从卧室走回客厅，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。我妈说，他总是不自觉地往门口走，走到门口才想起来出不去，又折返回来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第七天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做核酸，老陈一反常态地拉着人家聊了十分钟，从菜价聊到国际形势，最后人家走了，他还站在门口，手扶着门框，半天没挪动。我妈说，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老陈老了，老得像一个害怕被抛弃的孩子。
我这才真正慌了。
老陈这辈子经历过太多“憋着”的时刻：年轻时在工厂里憋着怒气，中年时在家里憋着烦闷，老了老了又憋着对儿女的牵挂。他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再大的事也能扛住，再难的事也能憋住。可这次不一样，这次他被憋在一个不足一百平米的屋子里，没有棋友，没有太极，没有广场舞，甚至连下楼买包烟的自由都没有。
他憋得住情绪，但憋不住一个人的活法。
我赶紧联系了社区，申请了心理疏导服务。又跟邻居商量好，每天在楼下跟老陈隔空喊两句话，哪怕是骂他两句“老头子你倒是动一动”。我还给他买了智能手机，手把手教他用视频通话，让他每天跟老伙计们线上“杀两盘”。
第八天，老陈给我发了一条语音，声音里带着久违的底气：“你给我买的那个什么……手机，我赢了老张三盘，那家伙气得直哼哼。”我笑了，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。
他不是怕憋着，他是怕被这个世界忘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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