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温州人，很多北方人最初的印象，大约和编剧高满堂一样，是“敬而远之”的。这位东北籍的资深编剧，在创作《温州一家人》之前，对这个群体谈不上喜欢，甚至有些排斥。他坦言，温州话听不懂，温州人行事“太各色”，跟他们打交道，总觉得累。
这种隔阂，在采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高满堂带着北方人惯常的社交逻辑，想着先谈天谈地套交情，酒过三巡再说正事。可温州人一上来，三句话不离生意，直接问“高老师，你当编剧一年赚多少钱呀？”这让他颇为不适，只能敷衍了事。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，对方紧接着就要给他介绍“更赚钱的生意”，弄得他每天采访完都心力交瘁，觉得“他们眼珠子一转，我直觉反应，又来事了。”
就这样走访了200多户人家，高满堂听到了无数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的发家故事，却始终找不到创作的魂。他反复追问自己：“这不该是一次站在元宝堆上的创作吧？”他需要的不是发财秘籍，而是一滴水见太阳的感动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叫“阿秋”的女商人身上。起初，阿秋三番五次拒绝见面，高满堂硬是追到广州机场才把人“截住”。阿秋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：“高老师，我不愿意再回忆以前那些挫折与苦难了，我只想展望未来。”这一次，高满堂终于触到了温州人的内核。酒过三巡，阿秋含泪讲述了自己13岁被送到荷兰的经历，胸前挂着一块写着“我叫阿秋，来自中国温州，希望好心人告诉我该怎么走”的牌子，在法兰克福机场放声大哭。那些背井离乡的艰辛、白手起家的坚韧，让高满堂也跟着落泪。
那一刻，他恍然大悟。温州人不是钻进钱眼里的商人，他们身上有一种“百折不挠，即使一败涂地也马上从头再来”的韧性。财富不是目的，而是在寻求财富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精神。从此，高满堂对温州人的偏见，化为了由衷的钦佩。他感慨道：“他们教你生意经，却告诉你那是五年前的，因为他们永远在向前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