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6月23日，天色昏沉。我正在安徽卫视的直播现场，手机震动的瞬间，仿佛整个世界的声响都消失了。师父走了，五十九岁，离他六十大寿还差不到一个月。我订好了饭店，请了数百人，要给师父好好过个生日——可老天爷连这点时间都不肯给。
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和师父合作的情景。九十年代末，我在北京曲艺团打杂，演出费七八十块钱，给文化公司写东西，跟剧团下乡唱戏，在北京的茶馆说书说相声。日子过得灰头土脸，但心里那团火没灭过。那天赴广州演出，第一次见到师父，他率领铁路文工团，听完我的活儿，眼里有光。后来他打电话让我去录电视台的相声，在水池边上对了三遍词。有人说，侯三爷跟谁也没这待遇。对我来说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奇迹。
2004年拜师，阻力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相声界讲究门户，我此前跟过杨志刚先生，但始终没个名分。有人跑到师父面前进谗言，说我“欺师灭祖”“爬门”，说我说的相声是“三俗”，是下流胚子。师父的得意门生陈寒柏当着媒体表态：“欺师灭祖！”话很难听，换成别人，也许就缩回去了。可师父没有。他力排众议，扛着整个相声界的舆论，把我收进了侯氏门墙。
拜师那天，我跪在地上，心里翻江倒海。师父后来跟我说：“你一路坎坷走来，必定嫉恶如仇。”他懂我。他看穿了我的倔强和狼狈，也看穿了我对相声的真心。在相声界，门户之见深如河，没有师父，你就是个野孩子，没人带你玩。是师父给了我一张护身符，让我在北京站稳了脚。
师徒四年，日子不长，可情分像酒，越陈越浓。师父常打电话来：“炸了酱啦，来吃面吧。”“我这有一堆海鲜，快拿走。”闲时我们爷俩最爱比唱戏，他像小孩似的，有一段我不会唱，他能高兴一晚上，楼上楼下地喊：“郭德纲也有不会的！”他教我活儿，也教我做人。他总说，相声这行，得守住根，也得有新意。
他走前不久，主动到我家里住了一夜。那是从来没有的事。那一晚，我们爷俩聊到天亮。他讲起自己从艺的经历，从幼时的家庭环境到刚入行时吃的苦，娓娓道来，像一幅白描长卷。我才知道，那个在台上说学逗唱、风光无限的侯耀文，心里藏着那么多悲苦和委屈。他自尊心极强，人前撑着绷着，从不肯露半分。那一夜，他没有把自己当师父，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己。他跟我说，下半年德云社要搞“传统相声失传曲目专场”“濒临失传曲种专场”，还有连台本戏“四十八桩无头案”，他要当艺术总监。他还说，要给学员上课，要带德云社走得更远。我听着，心里热乎乎的，觉得好日子还在后头。
可没想到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我一路哭回北京，扑进灵堂，倒地便哭。自当年夜走黄村之后，我再没哭过，这次可说是撕心裂肺。众人把我搀起来，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昏花。
师父走后的这些年，我没敢忘他。我帮他女儿打官司，争回了房子和遗产；我悄悄买下师父那套被收走的别墅，当作德云社徒子徒孙的住所。有人劝我，你们才认识几年，值得吗？我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没有师父，就没有今天的郭德纲，也没有德云社。
每年忌日，我都会到师父的铜像前站一会儿，摆上他爱喝的可乐，念叨两句闲话。今年也是这样。我看着铜像，想起师父说过的话，想起他力排众议收我为徒的恩情，想起他帮我撑起的那片天。
师父，您没看错人。德云社红火了，相声这门手艺，我和徒弟们还在守着。您在天上，应该能看见吧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