幼时，县城老街的尽头有一间木偶作坊。我总趴在褪色的门框边，看老匠人用刻刀在檀木上开出眉眼。他总是先雕鼻子，再雕嘴唇，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刻出眼睛。他说：“木偶的魂，藏在最后一刀里。”那时的我，哪里懂得什么叫“魂”，只觉那些散落在刨花里的木偶，像一群被遗落人间的孩子，等着谁来认领。
后来我离开故乡，渐渐忘了那些木头面孔。直到去年冬天陪母亲回乡，才听说那位老匠人过世了，作坊被一个外地商人盘下，改成了卖旅游纪念品的铺子。我站在门口，看见玻璃柜里摆着批量生产的塑料玩偶，亮晶晶的眼珠直视前方，空洞得让人心慌。母亲说，这些倒也算好看，只是少了些东西。
少了什么呢？我想起老匠人说过的话，忽然明白，那些木偶身上缺的，是“被等待过”的痕迹。它们从流水线下来，千篇一律地笑着，从未被人用十年的时光，一寸一寸地期待过。
真正让我理解“木偶人”的，是邻居刘叔的故事。他在矿区干了三十年，退休后像丢了魂，整日坐在家属院门口发呆。直到那天，他捡回一段被遗弃的树根，开始没日没夜地刻。他刻的第一个木偶，歪歪扭扭，像他自己佝偻的背影。可他反复地修，反复地磨，终于雕出一个坐在门口抽烟的老人。他说：“这人啊，和木偶一样，生来是块木头，得自己把自己刻出人样来。”
我想起周树人先生《野草》里的句子：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”老匠人沉默的刻刀，刘叔无言的雕琢，还有那些木偶始终不语的嘴唇，原来都在说同一件事：有些情分，不必说出口，刻下去，就对了。
如今，我书桌上放着刘叔送的一个小木偶，没有五官，只有一根线连着头颅。他说，这叫“线偶人”，线一松，头就垂下来；线一紧，头就抬起来。我忽然觉得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？有时是责任，有时是牵挂，有时仅仅是记忆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
木偶不会老，可雕它的人会。木偶不会哭，可看它的人会。所谓人偶情缘，不过是我在木头上，刻下了我的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