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2014年张明杰因涉嫌贪污、受贿与滥用职权被羁押以来，其女曲婉婷在公众视野中的言行，始终与这起轰动全国的贪腐案紧密交织。一个核心问题萦绕在舆论场：曲婉婷是否曾为母亲的贪污行为进行过辩护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她的辩护方式颇具争议。
曲婉婷最直接的“辩护”行为，体现在她对母亲的一系列公开称呼与情感表达上。在案件审理期间，她多次在社交媒体及采访中称母亲张明杰为“英雄”。2014年母亲被羁押后，她创作了歌曲《最好的安排》，歌词中流露出对母亲的深情与怀念，甚至将母亲的遭遇比作“悲剧”。在加拿大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母亲时，她说“母亲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，不管她是怎么得到的”。这句话中“不管她是怎么得到的”这一表述，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对母亲行为的一种变相开脱——她承认这背后可能存在不正当手段，却选择以“最好的生活”来淡化其违法性质。
曲婉婷的辩护并非直接否认母亲的犯罪事实，而是通过情感叙事来重构公众认知。她试图将张明杰塑造成一个“为了女儿不惜一切”的牺牲者形象，从而弱化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侵吞巨额安置费的法律定性。这种策略在情感上或许可以理解——她是女儿，为母亲说话是本能，但问题在于，她从未正面回应过那些被截留的安置费背后，是566户下岗职工家庭的寒冬、断暖与无钱就医的现实。
更让公众难以接受的是，曲婉婷在表达对母亲支持的始终拒绝配合司法程序。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张明杰受贿500万元，与他人共同受贿9317万余元，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2.3亿余元。法律给予了曲婉婷退赃退赔、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，但她长期滞留加拿大，未主动退还一分钱赃款，也未向受害职工道过一句歉。这种“口头辩护、行动回避”的态度，使她的辩护显得苍白而缺乏诚意。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点名批评曲婉婷“为母叫屈”的行为，强调“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”。公众的愤怒不是针对一个女儿对母亲的爱，而是这种爱建立在他人血泪之上的冷漠，以及她试图用音乐和情感叙事来掩盖法律公正的企图。曲婉婷的辩护，本质上是一场精致的利己主义表演——她只谈亲情，不谈正义；只谈母爱，不谈法律；只谈自己的痛苦，不谈那些被剥夺了生活保障的工人家庭。
2026年，曲婉婷自曝确诊乳腺癌，在加拿大独自治疗。公众的同情有限，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：那笔本应属于下岗职工的钱，至今没有还清。她失去了一侧，但那些家庭失去的，是生活本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