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记者生涯的采访名单里，路希先生是一个特例——不是因为他有多显赫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太“普通”了。
第一次去拜访他，是在一个初秋的下午。按照地址找到那栋老旧的居民楼时，我几乎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。没有门禁，没有保安，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。他住在五楼，没有电梯。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去，敲开门，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的老头儿站在门口，脚上是一双老北京布鞋。他笑眯眯地把我让进屋：“来啦，快坐，快坐。”
这就是路希？我有些恍惚。在此之前，我读过他写的那些深刻而犀利的文章，看过他参与编纂的厚重典籍，听说他多次婉拒了各种荣誉头衔的邀约，但眼前这个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老头儿，还是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反差。他的客厅里，书是最显眼的装饰，墙角堆着的、桌上摊开的、沙发上搁着的，全是书。一台老式电视机落满了灰，显然很久没打开过。
采访过程中，他说话慢悠悠的，带着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平和。每当我提及他的某部著作或某个成就，他总是摆摆手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”然后迅速把话题岔开，聊起他最近在读的书，聊起某个被学界忽视的年轻学者的观点。他讲得眉飞色舞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一个刚发现宝藏的孩子。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当我说到很多读者受他影响很深时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我啊，就是个普通的老头儿，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。如果真有人觉得有用，那是他们自己悟出来的，不是我教出来的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千万别把我写得太高，我不配。”
那天的采访，原计划两个小时，结果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大部分时间，是他在讲别人——他欣赏的同行、他敬佩的前辈、他觉得有潜力的学生。他讲得开心时，会哈哈笑起来，脸上皱纹挤在一起，像个孩子。而关于他自己，他始终吝啬地只给三言两语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这些年一直在资助贫困学生，却从不署名，用的是“一名读者”的名义。他的许多稿费，也悄悄捐给了基层图书馆。这些事，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，是被受助者辗转找到报社，才偶然被披露的。
离开时，他坚持送我到楼下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他站在楼门口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冲我挥手。那一刻我想，也许真正的伟大，从来不需要喧哗。它就像他身后的那栋老楼，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既不张扬，也不卑微，只是用自己坚实的存在，为路过的人挡过一片风雨。
路希先生，一个低调谦虚的老头儿。他走了，但那些被他影响过的人，那些因他而改变的事，还在继续生长。这大概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，最好的纪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