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9月9日早上，四川眉山仁寿县一个平静的村庄被血腥打破。49岁的徐松头戴鸭舌帽，揣着走出家门，在3小时内接连袭击了4名熟人——他的舅舅、一位同村长辈、82岁的退休小学老师，以及一名邻居。最终，三人死亡，一人重伤。
最令人唏嘘的，是他与82岁老师高申远之间的恩怨。徐松供述，杀害老师的动机，竟是“上学时管得太严，要报复”。监控画面记录下残忍一幕：他走进院子，喊了几声“高老师”，待老人应声而出，便一刀刺中心脏，转身离开，全程不过5分钟。高申远教了30多年数学，曾多次获评优秀，却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。
案件背后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浮出水面：徐松的精神鉴定。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认定，他患有精神分裂症，案发时属于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。这意味着，法律上可能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但被害人家属不认同。他们指出，徐松案发前数月就向村民打听被害人住址，作案时关闭手机、丢弃手机卡、规划了偏僻的逃跑路线，每一步都思路清晰、目标明确。一位村干部也表示，徐松平时“见人会打招呼，看着跟正常人没两样”，村里从没听说过他有精神病史。家属已申请重新鉴定，但未获准许。
这并非孤例。近年来，多起恶性案件中，精神病鉴定成为争议焦点。从广东廉江杀害祖孙三口的叶某志，到成都捅死女邻居的梁某滢，每一次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的结论，都在公众心中投下阴影。人们不禁要问：当凶手能预谋、能踩点、能逃窜，精神疾病是否真的削弱了他的控制能力？还是说，它正在成为某些人逃避严惩的“挡箭牌”？
法律给出了选择空间。刑法规定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，“可以”从轻或减轻处罚，而非“必须”。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。当罪行极其严重、主观恶性极大时，即便鉴定为限定责任能力，死刑也并非不可能。广西何某乖案，就是在第三次鉴定改为限定责任能力后，二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。
徐松案还有一个关键情节：他是累犯。此前因故意伤害罪判刑，2023年才刑满释放。一个屡教不改、又精心策划连环的前科犯，人身危险性远高于一般精神病人。法院在量刑时，必然要权衡公共安全与病理从宽之间的分量。
这起案件的社会意义，远不止于一个凶手能否被严惩。它暴露了精神疾病鉴定缺乏监督、社会监管缺位的深层问题。徐松2022年就因故意伤害暴露过精神异常，村民多次向村干部反映，却未能引起重视。他没有被强制医疗，而是继续自由地生活在村里，直到两年后再次举刀。
高申远的遗体至今还停在殡仪馆。他的儿子高先生说，父亲生前从未提过与徐某有任何矛盾，一家人都想不明白。他们只想要一个公正的判决。
审判落槌之后，留下的问题不会消失。当预人遇上精神鉴定，法律的天平该如何倾斜？当社会监护缺位酿成悲剧，追责是否仅仅止于凶手？当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一次次成为减刑通道，谁为那些无辜的生命负责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