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05年10月15日,孙中山在香港作了半日的短暂停留。他要与十三省代表会面,筹谋反清起义。清廷派出大批刺客,埋伏在皇后大道。这是《十月围城》的电影开场,也是整部影片的叙事起点。但鲜少有人意识到,电影所谓的“历史”,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虚构——历史上的清廷并未系统组织过针对孙中山的刺杀行动,而影片中那群为保护孙先生而死的市井草民,更是导演和编剧的刻意创造。
但这恰恰是《十月围城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
电影监制陈可辛非常清醒地指出,市井之徒有革命热情“很假”。于是他刻意让这群保镖远离革命。他们唱戏、拉车、行乞、卖臭豆腐,不属于任何会党,也不知道革命为何物。赌徒沈重阳为了一句“他是你孩子的父亲”而赴死;车夫阿四为了一句“老板开心就好”而加入;乞丐刘郁白接任务,是因为报恩兼不想活了;和尚王复明听说能打坏人,便欣然前往。他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卑微而私人的理由,踏上了这条通往死亡的路。
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保护谁,也没有人想知道。
这或许正是导演想表达的:历史的宏大叙事,总是由无数个渺小的、不自知的个体拼凑而成。那些被历史书一笔带过的“人民群众”,在真实的时空里,可能不过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赌徒、一个即将成亲的车夫、一个卖臭豆腐的和尚。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,什么叫主义,但他们知道什么是承诺、什么是恩情、什么是“不想活了”。正是这些简单而具体的理由,让他们在皇后大道上,用自己的身体替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挡下了。
“欲求文明之幸福,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。这痛苦,就叫做革命。”孙中山在片尾的这句话,成了整部影片的注脚。但陈可辛曾设想过一个更绝的版本:孙中山直到最后离开,都不知道这一天死了多少人。他走过的路,不停地在死人,但他一无所知。这个版本最终因为“太不主旋律”而放弃,但它的构思本身,却比任何说教都更接近历史的某种真相——大多数时候,牺牲者并不知道自己为何牺牲,被保护者也不知道自己踩过了多少尸骨。
《十月围城》是一部“纯属虚构”的电影,却讲出了最真实的历史逻辑:革命从来不是一群英雄的集体壮举,而是无数个普通人被卷进一场他们并不理解的洪流,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。而这一切,对于历史的走向来说,可能只是齿轮咬合瞬间的一声轻响。